郑耀先的历史原型是谁？有人说是沈醉，有人说是钱壮飞（因为小说原著中风筝就叫钱溢飞）君盈配资，还有人说是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的程一鸣。
有资料显示，程一鸣确实是假叛变真潜伏，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追悼会主办单位上就能看出来——那是广东省政协和省国安厅共同举办的，而程一鸣生前的职务是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如果没有特殊身份，国安厅不会出面。
1964年12月，程一鸣以“情报局（原保密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的身份秘密回国，带回的东西多得能惊掉一地眼镜：电台一部、密码一批、文件一批、无声手枪五支、各式手枪四支、子弹二百一十四发、手榴弹四个、钟表式定时引信七个、电器钟表引信十三个、磁性水雷一个、炸药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杀用的毒针两支。
这些东西肯定不是程一鸣一个人能拿得动的，所以他应该在海关两头都有人协助和接应，更为微妙的，是周公接见他的时候，有表扬也有批评，表扬他带回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和设备，批评他在广州解放前夕没能有效阻止特务的破坏活动，致使广州海珠大桥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如果程一鸣不是周公领导的潜伏者，是不会受到这样批评，事实上程一鸣为保住海珠大桥，已经倾尽全力了：时任广州保安司令部视导室少将主任兼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少将处长的程一鸣，并没有按照毛人凤的要求给炸桥特务提供一斤炸药，特务们只好拼凑了一些废弃炮弹甚至手榴弹、枪弹匆匆引爆。
这些报废弹药炸起来动静大效果小，程一鸣在回忆录中还忍不住笑那帮炸桥特务外行：“炸毁一座桥梁是根据这座桥梁本身的结构来决定用多少炸药和从什么部位才能破坏，海珠大桥未彻底破坏的原因，就是由于炸药不足。”
程一鸣是军统技术专家，他不但是很多军统特训班的总教官，还编写了大量教材，可以说绝大部分军统特训班学员都是他的学生，包括去炸海珠大桥的兰州训练班第二期学生胡凌影，就得先到程一鸣那里汇报工作并寻求帮助，程一鸣不给炸药，他也没有向毛人凤打小报告。
程一鸣不动声色地破坏了毛人凤的炸桥计划，这就是他比郑耀先高明的第一个方面：程一鸣“桃李满军统”，而郑耀先一辈子就教出了宫庶和马小五两个“徒弟”，虽然郑耀先在军统特训班也当过教官，但是却没有几个贴心的学生。
特训班学员的重要性，曾任临澧特训班沈醉总务处事务股股长兼行动术教官的沈醉十分清楚，他在戴笠死后野心膨胀，想干掉毛人凤并取而代之，依仗就是他教过的特训班学员：“我在军统二十多个训练班兼过课君盈配资，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十多人。外勤方面也有几个当到省站站长，负一省的责任。当稽查处长、刑警处长、侦缉队长、警察局长、督察长等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他们跟我关系都很好，有许多人还是我把他们提拔起来的呢。蒋介石和戴笠不都是靠着自己的学生起家的吗？我将来为什么不能靠着我的学生把毛人凤挤掉呢？”
郑耀先一直在单打独斗，而程一鸣却有很多“弟子”帮衬，就连绰号“猛子”的徐远举，也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据沈醉回忆，徐远举一开始是想当行动处正处长的，但因为他当时的军衔只是上校，而只能当副处长，所以曾抓住一点“小事”而向程一鸣发难：在四川某县发现有地下党在活动，该县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程一鸣恰好“病”了，最后报告转到徐远举手里批示同意，再行动的时候当然扑了空。程一鸣批评徐远举操之过急考虑不周，徐远举则拿程一鸣是“叛徒”反唇相讥。
如果坐在程一鸣位置上的是郑耀先，肯定会大嘴巴抽徐远举，这件事肯定会闹到戴笠那里，小事也就会变成大事。
程一鸣并没有跟徐远举正面冲突，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戴笠也毫不在意，但程一鸣当时不发作不是怕了徐远举，他还有更好的办法：他在“背后”夸奖徐远举“对特工理论钻研得很深， 对特工技术钻研最透。”
这可把属驴的徐远举感动坏了，他在愧疚之余，不但在酒桌上要正式认程一鸣为师（徐是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而且是当着戴笠的面拜的，程一鸣在回忆录中描述：“徐当着戴的面一再尊我为师， 并倒地而拜。 徐离沪之前， 还邀请我去西服店做了一套高档服装，赠给我； 我则同他到国泰照相馆合影留念。”
程一鸣当着戴笠的面没有承认他与徐远举的“师徒”关系，但是那张照片一出来，两人的“名分”就算是定了，不但两人之间的仇怨烟消云散，而且再有人说程一鸣身在曹营心在汉，徐远举那暴脾气就会第一个不答应。
作为潜伏者，程一鸣知道低调就是最好的保护色，而郑耀先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没有得力的学生充当耳目，而且还四处树敌，对戴笠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敬”，对毛人凤更是冷嘲热讽，所以他一个小小的疏漏，都会被放大成“他就是风筝”的“证据”。
潜伏者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是很不明智的，尤其是树了太多位高权重的仇敌，更是极不明智的做法。
沈醉在回忆录中称程一鸣是“很好的朋友”，也称吴景中（就是《潜伏》中的吴敬中）是“很好的朋友”，程一鸣完成任务凯旋的时候，沈醉已经学习期满十年特赦出来当了文史专员，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依然不改变说法，却承认自己当年看走了眼：“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沈醉的回忆录有很多时间对不上，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写的东西涉及到很多秘密，必须在时间上做一些改动，以免被岛上的特务机构对号入座，所以沈醉后来遇到的那个人，可能是程一鸣，也可能不是程一鸣，而不写其人姓名，是沈醉的高明之处，也是那位潜伏者的高明之处：只要没有“政敌”，即使别人有些怀疑，也不会把他往死里整。
程一鸣要是不公开身份，别说是戴笠毛人凤发现不了，就是他的“老朋友”沈醉、吴景中（程和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在临澧特训班是同事，程比吴官职高，在军统西北区，程一鸣从区长调任总部行动处处长，吴才从中美合作所总务科长调任西北区区长），也难以发现这个不显山不露水、技术很强脾气不大的程一鸣居然是潜伏者。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和光同尘是潜伏者必备的技能，郑耀先处处占先，即使不是卧底，也会成为众矢之的，而程一鸣调动了很多岗位，除了徐远举曾跟他发生过短暂的冲突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大特务把他当仇敌，就连戴笠都被他的“老实软弱”外表骗了。
不为福先不为祸始，程一鸣“老老实实”地在军统以及后来的保密局、情报局潜伏三十多年，后半段先后在西北区、本部行动处和澳门站当少将一把手，而郑耀先则一直在三方面（军统、中统、地下党）的打压甚至追杀下东奔西跑，这也极大限制了他获取情报的空间。
程一鸣和沈醉都写了很多回忆录和回忆文章，他们的书笔者基本都买全了，看了他们的回忆录，再看《风筝》中的郑耀先，就会发现程一鸣比郑耀先确实强了不止一个档次，如果吴景中也是潜伏者，他或许能跟程一鸣“肩膀头齐论弟兄”——真正的地下工作，就是在波澜不惊中暗藏刀光剑影，像郑耀先那样动辄打打杀杀，怎能与程一鸣那样的深潜者相提并论？熟读原军统特务回忆录的读者诸君，是否也会认为郑耀先在“潜伏”时的很多做法，都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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